快速过弯，山间飞驰，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
玩哈雷的潮人们更多的将自己打扮得酷炫 供图
哈雷zero，全手动改装 供图
江洋独自骑行云南，每到之处必人车合影留念 供图
骑行结束，回到俱乐部时，车手们用高压水枪冲去身上的泥土
对于车手和摩托车来说，骑行就是彼此的一种交流和融合
这是昆明停办“狗牌”（可入城进一环内的摩托车牌照）的第八年。
摩托车曾是昆明最常见的交通工具。2003年，市区摩托车数量超过22万辆，挂“狗牌”的约1万辆。而现在，摩托车渐渐淡出昆明城区，更多出现在农村、山地和滇藏线上。有人在翻山越岭，有人在珍惜相遇，有人在释放灵魂，有人在感悟情义。
在摩托车爱好者眼里，摩托并不是了无生气的机械，它象征自由，也代表自己。
坐骑呼啸而过
1993年，曲颂东骑着传奇125，没有头盔、护具，飞驰在昆明城里，“吹得眼泪直往外飞”。
遇到转弯，曲颂东会将速度降到40公里/小时。他很谨慎，即便身上穿着2万元的保护装备。
这时候，他有机会透过头盔和护目镜瞟瞟两侧。在背阴山的山路上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早已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站在路边——摩托车的巨大声响，足以让他做好充分准备，打开所有感官，迎接呼啸而过的摩托车。
曲颂东看着男孩的眼睛笑成了两弯月牙，也看着他的嘴唇从微微张开，到张成椭圆。头盔还有发动机，阻隔了那声感叹，但是他知道，男孩正在“哇……”
这个表情和眼神，曲颂东很熟悉。
在他十四五岁时，每逢在露天电影场听到“突突突”的巨大声响，他就以这种眼神看着“挎子”摩托车上的放映员。16岁，在父亲工作的工厂，他通过擦拭摩托车的方式，来取悦那些有资格摆布摩托车的师傅们，好让他能骑着“幸福250”溜上两圈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昆明城很小，摩托车很少，骑着它的大多是“单位上的人”。“那时候摩托车很贵，一台本田145要5000块钱，天文数字。”
1987年，亲戚将四冲程的本田100送给曲颂东，这是他的第一台摩托车。1993年，曲颂东跑了几年货运后，骑着传奇125，没有头盔、护具，飞驰在昆明城里，“吹得眼泪直往外飞”。1997年，在越野摩托车赛道上，他依然这个样子“逆飞”。
曲颂东飞驰在赛道上的第三年，2000年的某个夏日，谢宏艳被丈夫张滔拉到窗前，“看，我买的摩托车！”谢宏艳从6楼俯瞰下去，那是台黑色本田太子车，“太阳照在车上亮亮的，非常酷”。谢宏艳很惊喜，“平时就说买，但是不知道他真就买了”。
小两口骑着2万多块的“太子车”穿梭在昆明的大街小巷，而他们的房子当年每平方米才1200元。那时候的张滔，打扮仍和大学时一样，留长发，穿靴子。当他骑在太子车上，谢宏艳觉得他是现代版的“鲜衣怒马少年郎”。
那也是摩托车行业最红火的时候，2003年，昆明市区摩托车超过22万辆。这个形势在次年发生了改变——昆明提出禁摩。民意和政府胶着3年之后，2007年，昆明摩托车的分水岭现身：“狗牌”不能报废更新了。这意味着最长13年，牌照就要作废。
张滔的太子车也在此时退出江湖。直到2014年，张滔才买来第二台摩托车——哈雷，这是他花44万元圆的梦，他觉得“骑摩托车的男人，一生一定要拥有一辆哈雷”。
江洋也这么想。2011年，江洋花6.8万元买了台二手的哈雷，“我卖了好多喜欢的东西，才凑够钱买的”。这个360公斤重的家伙让江洋激动了好一阵，“声音好听，车身稳稳，动力充沛”。
7个月后，江洋将哈雷卖掉了。车子不能落牌，出门不方便。这是他的第9台摩托车。
2001年至今，14年里，江洋换过10台摩托车，最新一台是14万元买的红色宝马。现在，它正在曲颂东的“骑旅摩托车俱乐部”里，等待从德国发来的修理配件。
4个月前，3月7日晚上11点27分，江洋躺在车家壁的马路上发了条微信：“车祸骨折求救。”他的摩托车刚刚被一捆3吨重的钢材击中，倒在两米外。而半小时前，它刚刚跑满14000公里。
自由驾驭灵魂
阳光穿透黑色夹克的温度，小石子砸在头盔上的声音，还有树影从护目镜上闪过的痕迹……骑手享受这一切。
这是江洋奔袭20多万公里后的第六次骨折。他的父亲决定不再纵容他：“你要知道，你的命不只是你自己的。”
伤后第四天，江洋在微信里说：“放弃摩托，复出后参加夜跑。”他的“小红马”被摩友接手了。他想，这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辆车。
在14000公里的奔袭中，江洋最喜欢看“小红马”夕照下的样子，像个沉默的守卫，任凭影子被拉得长长的。每到此时，他就会想起那些在高速路挪动的汽车，以及一脸气急败坏的主人，“一切美好都化为世俗”。
他坚持认为，汽车仅仅是移动肉体，而摩托车在驾驭灵魂。他曾骑着“小红马”跨越红河大桥，上桥一瞬间，他从摩托上站起来，将这个姿势持续到桥尾。“你不是整个身体靠着它，它虽然和你一起，但是你可能对它失去控制。”
自由。钟越雷就是这么定义这种感觉的。过去4年，钟越雷换过10台摩托车。他的院子曾一口气摆开8台摩托车，看着它们，他有一种身处阅兵仪式的自豪感。
当然，他更享受将车子斜切进风里，感受风的威力。当他走在大理洱海边的环湖路时，这种感受更加明显。虽然头盔和车服将他与外界隔开，但他依然能感受到阳光穿透黑色夹克的温度，小石子砸在头盔上的声音，还有树影从护目镜上闪过的痕迹。
沿着环湖路顺时针行走，他会路过喜洲观景台，观景台左边是一大片农田，右边是一大片湿地。春夏之季，湿地里绿油油，零星开着菱角花和荷花。
喜洲的对岸是小普陀，这里背山临海，路线蜿蜒。前一秒，眼前是树木稀松的大山，一个转弯后，一片湖水撞入眼底。钟越雷多半会以60公里/小时的速度处理大转弯，虽然他已在这条路上骑行了许多次，但是，当辽阔的水平面冲到路旁时，依然会让他猝不及防。
秋季，他多半会选择骑行大丽一级路。这条路与苍山平行而行，横穿大理坝，两旁布满农田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摇曳。麦田之外，是苍山，是洱海，是白族民居，再远就是大理的云天。这让钟越雷觉得“很田园”。
“西部风”才是他的最爱。在罗平回昆明的路上，看着前方路直车少，他一拧油门，将摩托车飙到了160公里/小时。在这高速狂奔的十来分钟里，他的眼前只有路，脑子里不断回放《荒野大镖客》的场景：在满眼苍黄的荒山沙漠中间，黑色的66号公路通向天际，三五骑手狂飙其上，他就在其中。
66号公路，是钟越雷和其他许多摩友的梦想。今年他有两次机会去圆“66号梦”，但因为工作缠身，没能成行。“想做很多事情，都身不由己，索性推到40岁以后吧。”钟越雷觉得，自己被困在了这个世界里。
机械的生命感
骑手信任自己的摩托车，就像信任活塞、齿轮、发动机、轮子一样——作为摩托车的一部分，彼此支援。
和那些遭遇高速路堵车，被困在车里的人一样，钟越雷觉得被困着“很孤寂”。但是，当他坐上印第安摩托车，他会忘记这一点。
印第安是美式机车的鼻祖，比最负盛名的哈雷早产两年，但它低调许多。钟越雷喜欢这种“保守中带着粗犷”的范儿。每当他坐在这个“大家伙”身上，全身感官都被调动起来，与孤寂、枯燥、疲倦，甚至与暴雨抗争。
暴雨的节奏难以掌握，在大理至楚雄路段，钟越雷只能看它越来越近，最后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他能感觉到雨水砸在肌肤上，听到雨滴撞在头盔上的声音。“像豆子无边无际地甩过来，全身都噼里啪啦地响”。
在风雨中高速行走是件危险的事情，钟越雷需要绷紧神经，加上车把高的缘故，双手双脚会微微麻木。他需要找点小动作让自己放松，“捏下离合，减下挡，点下刹车，其实没必要。”
手上那双鹿皮手套，沾满油渍、汗水和雨水，还沾满大卡车甩过来的泥水。它磨损了，老旧了，但他信任它们，就像他信任活塞、齿轮、发动机、轮子一样——作为摩托车的一部分，彼此支援。
“你知道吗？它是另外一个你。”曲颂东并不觉得摩托车仅是工业时代的产物，机械化，了无生气。“它有生命感，你在车上做了任何动作，它都会有反映。”
尤其行走于山地的越野车，感觉更加灵敏。曲颂东是昆明玩越野摩托最早的人之一，“1997年，昆明只有两三个人在玩”，而现在，这个圈子已经发展到近500人，其中近200人是他教出来的。
在越野摩托车赛里，云南人总能拿到最好的成绩。曲颂东猜测，这是因为昆明有得天独厚的地势和气温优势。每个星期至少有3天，曲颂东和他的伙伴们会穿梭在东三环外的山林里，及时避开树枝、石头和羊群。最快的时候，他们的速度能达到130公里/小时。
但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他们只能低速行走。背阴山山路，已经被他们刨出一条近30厘米深的沟。在这里，骑手们如果没能一鼓作气冲上去，可能只能双脚点地，协助车轮往上冲。每到此时，骑手就会被笑称为“低速四驱”。
这是一个感受的过程，车子任何细微的变化，驾驶人都需要感受到。但感受有可能失灵。7月6日下午，一位被称为“彬彬”的骑手，在骑车上坡时，因为没有及时避让土堆，导致摩托车从他手中挣脱，摔坏了前刹。
严重时，骑手自己也会受伤。曲颂东曾因为分心导致受伤，左脚脚踝骨裂。“休息时，左一个电话，右一个电话，又催着走”。他装备还未穿戴到位就去追赶同伴，在跳过小沟时失去控制，撞在墙上。
“你要在脑子最灵活的时候骑它，即便你已经骑过千百次。”和摩托车交流，需要内心平静，这和与人交流一样。
通往应许之地
“遭的罪、看的风景、遇到的人和事，让你的旅途与目的地一样重要”。
曲颂东也注意到困在车里的人。“在车里，我们想的是要去的地方，而不是自己身在何处。”
正是这种与道路的疏离感，许多驾车者对周遭的一切毫无知觉。但摩托车不同，太阳、风雨、碎石都能被感知，“遭的罪、看的风景、遇到的人和事，让你的旅途与目的地一样重要”。
曲颂东珍惜在旅途相遇的人。今年春节，老挝的午餐时间，他们将摩托车停放在餐馆外，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走过来，曲颂东直觉彼此是“盟友”。“他们一直看着我们笑，我们站起来，一走近就握手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”
老夫妇来自瑞典，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，离家已有一年多。他们的摩托车满是灰尘，“看着很沧桑，跟人一样”。车把已是锈迹斑斑，“你甚至能够感觉到，它们被充满咸味的海风吹拂过。”
10年前的夏季，曲颂东也骑着摩托车穿越云、川、甘三省。他骑着蓝色的光阳125，从昆明出发，穿过川西，途经甘南进入兰州。半个月他奔袭了2000公里，那时候，骑着摩托车旅行的人很少，他车头那面“甘南行”小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颇引人注目。
他到达兰州是凌晨2点。国道入城口，他的必经之地，六七个人拉着“欢迎昆明纵横俱乐部摩友抵达兰州”的横幅站在路边——这些人骑着摩托车来迎接他，并在兰州城里为他炖了一锅牛肉。
“十年前，没有微信，也没有智能手机。”论坛是摩友们的交流阵地，找网吧发帖，成为曲颂东一天里最重要的事情。“看到有人回复我，关注我，感觉很好。”摩友们通过这种方式认识。“我骑了数千公里到达，他们出城十几公里来迎接我，很正常。”
在路上遇到的人，让骑手们觉得自己很伟大。
在大理回昆明的公路上，钟越雷曾被一台捷达车追了十来公里。“刚开始好奇怪，以为他在跟我较劲，我放慢车速，他也没有超，一直跟在我车后。”几分钟后，捷达车踩了一脚油门，冲到钟越雷的左边，车窗摇下，车主是个30来岁的男人，他对钟越雷竖着大拇指，然后一加油绝尘而去。
“肌肉男”江洋曾被孩子认作“变形金刚”。在滇东南的一家面馆里，老板家的小男孩一直在他身边转悠，好奇又疑惑地看着身穿骑行服的他，忍不住来摸摸又打打，最后问他：“你会变形吗？”
摩托车的温情
在江洋的10台摩托车里，花6000元买的国产摩托车陪伴了他十年。“它是我这十年里买得最值的东西。”
骑手们从摩托车里获得的，比“变形”、比自由更多——情义。
在张滔的“玖号酒吧”里，一件哈雷皮夹克挂于墙上，这是2008年张滔在美国的朋友赠予他的。“我下飞机的时候，朋友就穿着这件皮夹克，骑着哈雷摩托车来接我”。皮夹克是朋友从当地二手市场花200美金淘来的，据说制作于1984年，“到现在都有31年了”。
临走前，朋友将这件衣服送给了他。皮夹克背后有着哈雷“V”型发动机的标志，张滔总觉得那像一对双拳，“像两个男人的比拼，充满情义”。在张滔的酒吧里，经常有30多台摩托车将酒吧院子填得满满当当。
女儿张子艺不是很喜欢这种场景，“感觉太夸张了”。但是，并不影响她对爸爸“铁汉柔情”的评价。6月30日，张子艺刚刚结束中考，这场考试也成为张滔的考验。因为女儿体育成绩不合格，每天早上6点，他就起床陪女儿围着小区跑步。“跑完步还要给我做营养早餐”，其中的西红柿蛋汤是张子艺的最爱。
爸爸是个稳重的男人，张子艺并不担心他的安全。但是，江洋的父亲却为儿子担惊受怕多次，也在伤后照顾儿子数次。
3月初受伤后，在昆华医院住院部，父亲拖着江洋的病床带他去新病床。江洋记得：“上一次被父亲这样拖着，是在30多年前的玩具车上。”换病房时，父子两人为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手术发生了争执。他们之间争执不断，大多都是围绕摩托车。
对江洋来说，一旦摩托车陪伴了你许多时光，那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别的车子无法取代的。“就会像朋友和家人一样，离开它，就不习惯。”
在江洋的10台摩托车里，陪伴他时间最长的是花6000元买的国产摩托车，陪伴了他整整十年。江洋算了算：车价6000元，落牌15000元，相当于0.21元/公里。“它是我这十年里买得最值的东西。”
这台车不像哈雷那么拉风，也不像宝马摩托能让他体验“400万法拉利才有的感觉”，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。从江洋家所在的北市区到他的工作地新闻路，12公里路程，它只需12分钟。“如果坐汽车，要等红绿灯不说，有时候还要堵车。”2009年，北京路修地铁，江洋的轿车在北辰路口等了10个红绿灯。
这台车于今年年初报废，它使用的牌照已经到规定年限。“于我，它就像朋友，感情很朴素”。相比电动车——它类似于摩托车，却是一群没有驾照的人在骑，江洋觉得摩托车更安全，即便他为它骨折六次，他也依然坚持这一点。
“还是公交车最安全。”他的妈妈反驳。
这次事故，江洋手脚皆伤，不得不让妈妈帮忙洗头。他记得，上一次，妈妈为他洗头在30年前，在看台湾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的时候。“等我好起来，爸妈老了应该由我来照顾了。还要找一个媳妇。”
